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24南京大学张宗友
青年学者说文献学
——024南京大学张宗友
编者按：2019年《文献》杂志第3期推出“文献学青年谈”专栏（文献学青年谈[一]文献学青年谈[二]），广受学界关注；11月23-24日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“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”，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，回顾“文献学”历史，畅谈现状，展望前景，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。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“文献学”，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，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“文献学”专业，“书目文献”公众号推出“青年学者说文献学”专栏。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，主要来自高校、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，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，或终日摩挲古籍，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，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“文献学”。所设问题仅为框架，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，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。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，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。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“专栏”的各位老师！
记得关注“书目文献”，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，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！
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，得到石祥、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！特此说明。
南江涛谨按
2020-4-23
个人介绍
事实上，但凡与学术有关的工作，小到做课程报告，大到撰写专著，都离不开文献学的知识、原理与方法，只不过大多数时候“日用而不知”，无需加以说明罢了。
2.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，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“文献学”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？
“文献学”课程讲授文献的产生、载体、分类与传承，是进入任何一门学问的基础。人文学科都要面对古代中国丰厚的文化遗产，涉古专业更要面对海量的古典文献。文献学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从历次研究生面试来看，国内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的同学，以及来自国学基地班的同学，在文献学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方面，往往较其他专业的同学更为熟练。据此可知，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十分精细，实际上是将“文献学”拆开来进行专业化的教学，其效果当然要比仅开一门文献学课程要好。
南京大学本科有中国语言文学等专业，没有古典文献学专业。经过不断的教学改革，现行本科课程体系内，“文献学”只是选修课之一。虽然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都是优秀的学者，对各自领域的文献非常熟悉，但是受限于课程主旨，不可能全面地传授文献学的知识。因此，将文献学作为一门课程进行系统性的讲授，仍然有其必要性。
南京大学及其前身一向重视文献学相关课程的建设，刘国钧先生、汪辟疆先生均曾主讲目录学课程。程千帆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发端的，主张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，在学界有深远的影响。
传统的文献学课程，除文献载体之外，主要有版本、目录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等分支。这些分支，其实都是一门门十分精深的学问。在现行课程体系内，授课者限于学时与学识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必须在讲授内容上有所取舍。
我为本科生开设有“古代文献学”课程。由于目录学兼具学术史的性质，对于研治古代文史具有特别的意义，因此，我又开设了“古典目录学”的本科课程。这两门课程都是选修课。为了不流于“耳食之学”，我通常会设计三次左右的作业（如版本调查、文献校勘、提要撰写等），训练同学们动手实践的能力，消化理论知识，熟悉学术规范。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同学来自于全校不同的院系，其中不乏来自理工科的同学。作业中经常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发现，作为教师，此时便十分欢喜。2018年秋季文献学课程作业总体上较为出色，我就择优编集刊印，取名《文献可征》，约有二十馀万字。同学们也深受鼓舞。
3.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？又或者说偏重目录、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？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？
由于文献学的基础性、重要性，许多学科都设有相应的文献学二级学科，如历史文献学、文学文献学等。这样做，是现行学科分割的结果。实际上，文史不分家，在实际工作中，一般都会根据论题本身的需要而选择文献，不会去区分究竟是经学文献、史学文献，还是文学文献。
文献学内部，分支较多，各系专门之学。版本学最为特殊，属于目验之学。精通此学，需要有相应的机缘与条件。我的学兄曹红军教授，在南图经眼古籍有年，对康雍乾时代的版本，如数家珍。我的同门丁延峰教授，对国图所藏的宋版书全部寓目，成果丰硕。如果没有目验的机会，纸上得来，人云亦云，终究是耳食之学，难以深入。近年大型古籍丛书的影印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。校勘、辨伪等，综合性强，同版本、目录等分支联系紧密，需要长期的知识储备与经验积累。相较而言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目录学。因学殖浅薄，不敢说有什么治学心得。这门学问，经章学诚氏之标揭，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成为宗旨所在，人所习知。章氏八字其实也并不能涵括目录学的全部，因为目录学其实有不同的层次，要根据具体论域作有针对性的分析。
4. 有人说“文献学”是个基本工具，算不上单独的“学科”，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？如果是“工具”，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？是“学科”，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？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？
“文献学”的学科性毋庸置疑。任何一门学问，学人都可以拿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、前提或方法，都有其“工具”性。“文献学”当然也不例外。脱离文献学而进行研究，这样的成果我还没有见到。
“文献学”当然要研究“文献”。“文献”含义的演变，一般教材都会涉及。作为一门学问，“文献学”主要研究“文献”的产生、载体、分类与传承，同时也会涉及制度与思想。学术研究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不断地推陈出新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刘明、孙显斌等学兄已有很好的讨论，这里不再赘言。
我对文献学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。我还没有发现不重视文献学的学人。因此，与其说是 “瓶颈”，毋宁说是“挑战”。对于研究先秦的学人来说，挑战往往在于文献不足征；对于研究清代的同人来说，挑战往往在于文献过于浩瀚。前者面对的是“少”的问题，后者面对的是“多”的问题。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挑战，关键都在于研究者是否具有文献学意识，能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当行、出色地加以解决。
“研究”生当然要研究问题。任何有价值问题的提出，都离不开对学术史与学术前沿的把握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研究生培养都要遵循相同的规律，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往往不是很大。
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，在文献的处理与运用上，要求可能更加严格。大到论题的选择、章节的设计、摘要的书写、参考文献版本的取舍，小到脚注的规范、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等等，专业老师们都会特别在意。
任何专业，都有一定的基本要求。程千帆先生曾说：“研究古典文学的人，连《师石山房丛书》、《四库提要》都不读，是不知道怎么‘开步走’的。”（《治学小言·詹詹录·四》）攻读文献学专业的学位，当然要具备必要的文献学素养。
作为从事文献学专业的教师，我们当然希望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已经有足够的学术训练。考研成绩只能部分地说明研究生所具有知识储备与学术能力。对于来自外校的同学，谈话之外，我首先会查看其毕业论文，从中不难看出他（她）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与文献基础；指导教师的用心程度乃至该校的学术风气，也不难感知。不同高校所提供的学术训练存在不小的差异，有的高校甚至不开设文献学课程。对于这些同学，我通常会有额外的安排，努力进行“补课”。在好手如林的情况下，这些同学通常会承受更大的压力，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。
研究生前程远大，远不止读书治学一条出路。研究生阶段，实际上是自我修行、自我突破的一个阶段。我当然期待同学们能够主动学习，有清醒的自我认知，通过努力而修行圆满，在眼界、能力上实现跃升，为将来的腾飞打好基础。
6. “文献学”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？论文发表难度？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？
影响研究生就业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国家、社会的大环境，比如学校与学科的层次、声誉与地域，比如考生自身的素质与能力等等，往往与二级学科（专业）的关联性不是很强。
论文发表的难度，同作者的学术水平、论文的学术贡献密切相关，同刊物编辑或审稿人的眼光、水平、态度也密切相关。研究生队伍在不断扩大，学术刊物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。因此，发表难度这个问题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只能说，选择有创新性的论题并进行高质量的论证，是论文顺利发表的前提。我不喜欢在论题上极尽炫技之能事的风气。
我没有数据分析，但根据经验，知道文献学专业同学就业领域是十分广泛的，而且因为受过系统的严谨的学术训练，在专业性要求较强的领域（如编辑、出版、新媒体等行业，图书馆等事业单位），往往更具优势。
我眼界有限，谈不上展望。科学研究的趋势是守正出新、推陈出新，我对文献学的前景十分乐观。文献学的分支比较多，都会朝更加精深细密的方向发展。文献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，与思想史、社会学、文化史等学科将会有更多的交集与共鸣。
学习文献学，从教材入手不失为一种选择。事实上，以“某某文献学”为名的教材很多，其中不乏高水平者（像张三夕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，杜泽逊先生的《文献学概要》等，都是佳构）。但由于文献学分支较多，而教材必须受到篇幅的限制，通常详于知识的介绍而略于理论的建构。因此，从教材入手，往往只记住一大堆人名、书名、术语，难以深入，效果必然受到影响。就此而言，再好的教材，最多只能充当查检的工具，细加研读的必要性不是很强。同人们都清楚，仅恃教材是教不好、学不好的，统一教材更非明智之举。
如果要推荐一种必读书的话，那么，我首选程千帆、徐有富两位先生合著的《校雠广义》。这部书包括版本编、校勘编、目录编、典藏编，建构了以“治书之学”为核心的理论体系。每一编的章节安排，严密自洽，又各成系统。在相关知识的介绍上，辨源析流，元元本本，脉络分明，极便初学。书中许多论断（如“读书应择善本”、“校书宜备众本”、“购藏宜鉴异本”、“科研注意版本”等），正是著者治学经验的总结，尤其具有启发性。书中大量征引的作为立论根据的第一手资料及其所从出的著述，也是通往文献学深处的津梁。读者的基础、眼界、读书方法容有不同，但都能从这部著作里汲取有益的养分。顺便一提的是，此书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最初只有油印本，甫一面世即风行于时。我认识的一些学人，当年将此书视为进入古代文史的要籍，逐字将全书抄写一过。对于在大学阶段才接触到文献学的朋友来说，这部书当在必读之列。最近，该书修订本在中华书局出版，不难入手。
文献学分支较多，包罗极广，只读一种书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会建议同学们读一读余嘉锡先生的《目录学发微》《古书通例》。这两种著作，是余先生治学心血的结晶，篇幅虽小而内容丰富，想读懂、读通并不容易，需要反复研读。钱存训先生的《书于竹帛》是书籍史名著，对古籍载体的形制等问题有详尽的考察，值得参考。此前同人对这几种书多有述及，这里不再重复。
在目录学课上，我还要求同学们阅读姚名达先生的《中国目录学史》与王重民先生的《中国目录学史论丛》，以及李零先生的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。
文献学最终要深入文献本身。对于有志于文史之学的同学来说，不妨从研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开始。前两种要用中华书局的《汉书》《隋书》点校本，后一种建议用武英殿本（官修定本）。这三部书目的部类之序，大致可以视作上古、中古、近古时期的简明学术史。尤其是纂成于乾隆时期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体制完备，提要精妙，一直被学界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之作。在四库学渐成显学的当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引起了学人更多的关注。同时，读者应该注意到，虽然学界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不乏推崇之词，但该著是官修典籍，四库馆臣要受到极权统治者的操控与制约，在政治与学术的权衡中撰写提要，立场便不尽客观，因此要辨证地看待提要文字的参考价值。（余嘉锡先生有学术名著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不妨参考。）
近来喜读一些老先生关于治学方法的文章，从中不难看出先生们对于文献学的长期坚守与真知灼见。按理说，只有建树颇多的前辈才有资格对文献学论说一番。面对南江涛先生的盛情邀约，又有二十多位同人的珠玉文字垂范于前，我只好勉力从命，写下一些浅薄的想法，狗尾续貂，卑之无甚高论。期待朋友们不吝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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